【明報專訊】地震發生的時候我正抵達一座未有震感的城市，我很遺憾第二天當地一家特立獨行的大報頭版頭條並不是地震，而是聖火。又隔了一天該報終於淡化了聖火突出了地震，並組織了募捐，但我還是很遺憾其二版在地震報道旁邊刊登的是巨大的隆胸廣告，而下方是一大篇莫名其妙的廣告軟文。在該報一疊精美的火炬傳送特刊中，一個特立獨行的當地啤酒品牌砰然成為史上最強悍的愛國啤酒（義和團啤酒？），其廣告語宣稱﹕「在八國聯軍的老家，聖火受到種種阻撓……」
在另一個城市的某家大報上，我見識了史上最強悍的抗震廣告，我很遺憾居然有這樣的房地產商，宣稱他們樓房乃向大地震默哀祈禱的最佳地方。我還很遺憾有這樣的歌星，及先四處通知大堆媒體來採訪他們錄抗震歌曲。
聖火傳遞的矛盾
對那些發國難財騙捐的哥們，我很遺憾他們的狗頭還沒被捉拿。
我很遺憾有人斤斤計較及至明槍暗箭地爭當火炬手，將奧運 火炬當成是權力和交易。我很遺憾火炬所到之處，愛國群眾會留下很多垃圾，垃圾中甚至包括剛剛還揮舞在手中的國旗。
但是，在巨大沉痛面前，這種種遺憾似乎都變得不那麼重要了。在巨大的沉痛背後，有一種愛心力量正在凝聚在這一片蒼茫國土上的蒼生。
從制度到國民性，這個國家都經常會令人失望乃至絕望，往往甚至導致一場深深的精神危機﹕你無法再信任自己同胞，你對他們漸漸失去了愛的感覺和愛的能力。我曾數次引用一支朋友樂隊的歌詞﹕「現在全國人民都不喜歡全國人民。」但現在，讓我們嘗試去相濡以沫，去學習互愛。
精英媒體在評選「國家精神締造者」，但現在，國家精神的締造者遠不僅僅是大導演、大畫家、大建築師、大知識分子，不僅僅是奧運冠軍，國家精神的締造者應該是每一個普通的百姓，普通的公民。
我敬重《唐山大地震》的作者錢鋼先生關於「萬眾一心」的救災倡 籲——他的書曾經影響過少年時代的我，如今廣州一位年輕記者奔走赴災區還把這本《唐山大地震》帶在身上——但我不太同意他說「現在不是問責和反思的時 候」。我認為問責和反思也是萬眾一心的另一種表現，問責和反思可以隨時隨地進行，永遠都不會不合時宜，而且問責者和反思者不應僅僅是官員、專家和媒體，也 可以是普通百姓，即使大家在問責和反思的時候產生一些或過激，或幼稚、乃至錯誤的言論，也是應當允許並寬容的。另外在抓人的時候，也應當注意適當區分惡意 造謠和無知推測。
此時此刻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的倒是奧運聖火傳遞。然而如果叫停， 那麼在邏輯上也面臨矛盾，既然我們批評過將奧運火炬變成愛國聖火的狹隘民旅主義傾向，既然奧運火炬不是中國自家的，那麼就不是可以光由中國來說停就停，事 關的是全世界，是「奧林匹克大家庭」。當然聖火傳遞確實勞民傷財，因為大量的前期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都打了水漂，甚至縮短線路也非但未必會省力省錢，可能 反而徒增麻煩。
唯一切實可行的，是賦予奧運火炬傳遞以新的意義、新的價值觀， 在火炬傳遞儀式上先為地震遇難者默哀一分鐘，對我們國家來說，這已經是歷史性的進步。火炬傳遞也可以一路帶動賑災募捐，奧運聖火傳遞可以變成賑災愛心傳 遞，奧林匹克火炬象的本來就是愛和和平，而不是容易因愛生恨的極端民族主義。
懂得默哀 已是進步
好在世易時移，中國不會再拒絕來自「八國聯軍的老家」的援助，也不會再像SARS 、雪災時那樣深愛信息封鎖、信息混亂之害。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，我們當然應當感今時代的進步，但也不能總是去跟1976年比，不能去跟緬甸比，我們理應有更高的標準，更高的追求。
面對亡魂，面對悲泣天空和大地，何敢奢談勝利？這不是在奪取奧運金牌。想起里爾 克的老話——「有何勝利可言？挺住就意味覑一切。」
這個國家已經漸漸學會了默哀和祈禱，也終將學會降半旗。「降半 旗能救活一個人嗎？」有人質問我的「形式主義」？要這麼說，默哀也不能使人復生，祈禱更是浪費時間。但既然如今地方官員那麼喜歡祭黃祭孔，還夢想把祭黃祭 孔搞成國家大典，既然有些人奢談300億建文化副都，承辦「國家儀式」的重要性，那麼國殤降半旗，也是一個現代國家不可或缺的「國家儀式」。這個國家終將 學會為百姓而不僅僅是為領導人而降半旗。誰不期盼時代有更大的進步呢？
張曉舟──《南方都市報》前記者
張曉舟為內地著名文化評論人，曾在《南方都市報》任記者。唐山大地震時他6歲，身在汕頭，記憶仍然鮮明的是謠傳滿天飛，說會地震颱風海嘯，大人們一臉可怖，「比現在要可怕一萬倍，搶購方便麵，喋喋不休談的是再地震的話要跑去那裏那座山去避」。
「那時是文化大革命最後幾個月，地震令全國恐慌，死的人多。報紙上只有那麼一條消息，不似現在有香港電視和境外電視，政府知道有傳媒又有全國人的監察，千千萬萬對眼睛，行動效率和信息都好多，這個十分關鍵。」
文﹕張曉舟
編輯：周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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